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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喬木“在經濟理論上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發布者:組織部      發布時間:2018-11-08

    1978年,隨著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展開,全國上上下下開始從“左”的迷霧中逐漸覺醒,思想如同二月冰封的河流,開始解凍釋放。而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同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尤其是經濟理論領域也悄悄地進行了一場大討論,至今不為普通百姓熟知。

         這場經濟理論大討論,實際上對每一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和變化,比“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更加直接也更加現實。當時,眾多的中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領域,說得更直接一點,更多的人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政治人物及其人生命運的變遷上。但最高決策層或者說擁有決策權的政治人物,當然和普通百姓的注意力不同,他們從一開始就已經意識到,擺在面前的最大難題其實還是經濟問題,即如何盡快恢復“面臨崩潰的邊緣”的中國經濟,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首先就必須掃清思想理論問題上的障礙。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因此,在重大經濟理論問題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已經成為中國政府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

         ■先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19785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題目叫《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要知道,在這篇文章發表整整一個星期后的512日,《人民日報》才轉載了《光明日報》5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發表時,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更沒有像“真理標準”大討論那樣席卷全國,但這篇文章還是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層的重視。5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一個小會上就曾點名批評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干。這是哪一個中央的意見?”他還說,“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關”。

         汪東興為什么要批評這篇文章呢?如果用一句話來說,還是“兩個凡是”在作怪,但事情又不是這么簡單。

         按勞分配,天經地義。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就像鄧小平說“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一樣,按勞分配在那個年代也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極左思潮來勢洶洶,正確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橫遭批判,物質利益原則首先遭到批判,獎金和計件工資被作為修正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思想、理論被搞得十分混亂,連按勞分配、商品生產都被認為是產生資本主義和新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如果用他們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草,也不要資本主義苗”來形容,可謂恰如其分。1975年以后,“四人幫”更是全面否定按勞分配。

         “四人幫”一伙發表了大量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編造了一套詆毀按勞分配、商品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所謂“理論體系”,其中最為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他們認為:按勞分配是衰亡的舊事物,其中的資產階級權利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會產生兩極分化,出現階級差別,“是滋長資本主義和培植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溫床,如果不加以限制,就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們還上綱上線,說限制按勞分配,批判資產階級權利的斗爭“是決定社會主義前途成敗關鍵、生死斗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重要內容”,“是繼續革命還是停滯不前甚至反革命的一個重要標志”。

          粉碎“四人幫”后,在重大經濟理論問題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掃清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思想障礙,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在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指導下,胡喬木和于光遠、鄧力群等人一起,對經濟領域的重大理論問題展開了撥亂反正的工作,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展開。而汪東興在517日批判的那篇《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胡喬木起草的。

         胡喬木沒有因為汪東興的批評而退卻。就在517日下午,胡喬木出席了全國勞動局長座談會。在會上,他作了《關于按勞分配的幾個問題》的長篇講話,鮮明地批判了“左”傾觀點,聯系實際辨別是非,有力地論證了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

          胡喬木之所以這樣有底氣,除堅持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得到了中共中央另外兩位副主席鄧小平和李先念的支持。后來,李先念在722日召開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說,“真正貫徹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保證多勞多得,反對平均主義”,是“現在最關鍵的兩條”之一。鄧小平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給予支持。后來,他在其他場合談及此事時還說:“有人對按勞分配的文章有氣,說是矛頭對著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完全是講馬克思主義嘛,怎么是對著毛主席的?我在政治局講了這個問題,不能這么看。”

          其實,《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從起草到發表,鄧小平自始至終都是參與者和指揮者。他從1977年剛剛“解放”就開始關注“按勞分配”問題。1977524日同王震、鄧力群談話,81日與方毅、劉西堯談話,88日在科教工作座談會結束時的談話,96日接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的談話,1031日聽取空軍、裝甲兵部隊領導匯報時的談話,113日會見美籍華人教授王浩時的談話,等等,鄧小平都曾談及按勞分配這個問題,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強調了按勞分配是整個國家的重大政策問題。與此同時,陳云、李先念,包括華國鋒,也都指出要實行按勞分配。華國鋒分別在1977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和19782月五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不但提出了不能搞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干和不干都一樣,還要求把經濟政策上要堅持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寫進憲法。

          按勞分配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策問題。思想理論界,當然更不能缺席。在胡喬木的支持下,于光遠先后主持召開了五次按勞分配問題的學術討論會,從北京到全國。第一次是在1977225日召開的,由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勞動局、北京大學等七家單位共同發起,召集北京地區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探討,為全國性的討論作準備。四次全國性討論會分別是在19774月、6月、10月和19781025日至112日召開,與會人數總計約有1500人次。這一系列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對于在理論上批判“四人幫”,解放思想,貫徹按勞分配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和研究在實踐中如何貫徹按勞分配等,產生了很大影響。

                ■《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起草、修改經過

    ■ 鄧小平首次談關于按勞分配文章的修改問題 ■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從197712月起,胡喬木和于光遠、鄧力群一起研究起草《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1228日下午,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二里溝國務院招待所召開座談會,討論關于按勞分配文章的寫作問題。會前,印發了《起草〈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的初步設想(供討論用)》。大家經過討論,形成共識,并作了修改,在19781月底送中央領導審閱。

         328日,鄧小平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重點就是談他對這篇文章的感受。他說:“這篇文章我看了,寫得好,說明了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工人八級工資最高的105元,出什么資產階級分子?我們實行精神鼓勵為主,物質鼓勵為輔的方針。物質鼓勵不能缺少。在這方面,我們過去行之有效的各種措施都要恢復。對發明者要給獎金,對有特殊貢獻的也要給獎金。總的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

          接著,他們就按勞分配問題進行了討論。鄧小平問胡喬木:“在馬列著作中,按勞分配是什么意思?”

          胡喬木說:“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講,按勞分配到了全社會是單一的公有制,階級消滅了,差別也消滅了,剝削已經不可能了,那時商品、貨幣也不要了,就是到了那個時候也還要實行按勞分配。可是我們有些人看不起按勞分配。”胡喬木還介紹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關于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幾個階段的論述,說明國家的職能是保護按勞分配的執行。

          聽到這里,鄧小平說:“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個原則,評工資、升級,主要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看政治,但政治不能離開勞動。政治態度好應該主要表現在為社會主義勞動好,作出的貢獻大。處理分配問題如果主要不是看勞動,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只能按勞,不能按政,也不能按資格。以后要經過考核,勞動好貢獻大的可以跳級,甚至可以定出特級。”這時,鄧小平忽然想到了小學教師。他說:“一個好的小學教員所付出的勞動并不比大學教授少,應同等待遇。”

         鄧力群說:“這個話文章上原來寫上了,有些大學教授不贊成,勾掉了。”

         鄧小平說:可以勾掉,但我說的道理是正確的。現在小學教員工資太低。

         “女同志做教員,找對象還好辦,如果是男同志就不好辦了。將來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學教員,可以鼓勵成為終身職業,工資可以定為特級。”胡喬木深有同感地說,“現在工人隊伍缺乏穩定,可以考慮將工齡作為定級的一個因素。”

         “我看可以。”鄧小平對胡喬木的建議表示贊同,“各行各業都可以設立特級,應該鼓勵各行各業的人終身從事自己的職業。”

          討論十分熱烈,獲得共識,文章的整體框架就這樣通過了。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二是按勞分配的各種勞動報酬形式,三是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文章從理論到實踐再到具體操作,都作了充分的闡釋和說明。

          最后,鄧小平對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最后一部分講了五條,都正確,但不解決實際問題,還得好好改一下。同當前按勞分配存在的問題聯系起來,切實解決實際問題。關于腦力勞動,也講得不夠。生產力愈向前發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愈來愈多。這些人也還要搞些體力勞動。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沒有了,各方面高度自動化,看起來有些事情還要搞手工業。那時勞動以外的時間多了,勞動成了享樂。我這個人喜歡吃飯自己炒幾個菜吃,自己動手做,能消滅嗎?腦力勞動者也是勞動者,要把這一點強調一下。文章改好后,再送我看看,看后再發表。”

    ■ 鄧小平再次談關于按勞分配文章的修改問題 ■

          430日,鄧小平再次找胡喬木和鄧力群、于光遠談關于按勞分配文章的修改問題。鄧小平又把這篇近2萬字的文章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資產階級權利的問題,要好好研究一下,從理論上講清楚,澄清‘四人幫’制造的混亂。”一坐下來,鄧小平就說,“文章其他部分都可以了,最后一部分中講到工資改革,有些話要說得活一點。工資級別一定要有,而且定級一定要以技術為主。工人的工資是不是八級,還可以考慮。上海在八級之外,又加了半級。不一定就是八級,改成十級、十二級都可以嘛!也許不需要搞上海那么多級。總之,八級工資制需要做些改革。還有行政人員的工資級別,也有一個改革問題。”

         胡喬木點了點頭,問道:“文章再改一改,改后是不是再送您看一下?先念同志已經看過這篇文章,他的意見是可以發表了。”

         “我不看了,不知先念同志有沒有時間看。”鄧小平說,“我看這篇文章可以了,你們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報》,可以用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

         從鄧小平那里談話回去后,胡喬木等人又按照鄧小平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再送李先念審閱。李先念看了兩遍,給予肯定,提了一點小意見。隨后,胡喬木又作了修改。

          就這樣,5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引起經濟理論界和國家勞動部門的高度重視。隨后,按勞分配作為關系到億萬群眾切身利益的一項重大國策,改變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入人心。

          除按勞分配問題外,“四人幫”還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商品貨幣理論,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貨幣關系。針對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由鄧力群掛帥帶領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起草了《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經胡喬木修改、潤色后,在52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從思想理論上掃除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障礙。

          10月中旬,在于光遠的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農業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來自17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參加了研討。會議主要探討了農村人民公社的勞動報酬形式和當前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中存在的問題,于光遠、薛暮橋分別就這兩個問題進行了主旨發言。

           ■《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在經濟理論上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沒有經濟政策的理論指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當時的中國,如何系統地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思想,還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和系統的理論回答。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胡喬木勇于開拓,大膽創新,站在時代的前沿,發出了時代的先聲,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鳴鑼開道。

    ■ 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作了長篇發言 ■

          728日,胡喬木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在這篇長達2萬多字的帶有理論性的文章中,胡喬木以自己的責任心和遠見卓識,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高度,科學地概括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特別是針對“唯意志論”盛行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損失,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正確口號。他在發言中強調指出:我們搞經濟工作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志辦事。按經濟規律辦事就是按價值規律,按供求規律辦事。不但要重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而且要重視研究資產階級學者所寫的經濟學,要利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我們有用的經驗,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經濟實效的公司組織形式托拉斯等,還要學習計量經濟學,研究經濟活動要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進行。

         《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充分肯定了社會主義中國打開國門,向不同發展類型國家學習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且還嘗試著提出運用先進的經濟建設思想,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辦法和道路,從理論上肯定了社會主義中國打開國門、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必要性。

          胡喬木的這些理論和觀點,在此前的中國一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被視為禁區,沒有人敢講。

    ■ 鄧小平、李先念非常欣賞,專門指示用胡喬木署名發表 ■

         當天,國務院務虛會簡報即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胡喬木”署名刊登了這篇發言。接著,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編印的內刊《調查與研究》第3期刊登了這篇文章813日稿,署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國務院將此文發給了各部委辦。鄧小平、李先念非常欣賞,專門指示用胡喬木署名發表。胡喬木用一天時間修改了一遍,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轉交人民日報社。報社領導當即表示要從第一版刊登。胡喬木獲悉后,特此要求他們從第二版開始刊載。于是,《人民日報》就通過胡喬木的秘書做他的工作,說這不是他個人的聲望問題,而是關系到為經濟體制改革造聲勢的問題。這樣,胡喬木才算接受。隨后,他又在《人民日報》排出的清樣上修改了一遍。于光遠、馬洪參與了這篇文章的起草工作。

          106日,《人民日報》以第一版轉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方式,隆重推出了胡喬木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此文成為思想解放運動以及經濟理論大討論中最重要的經濟理論文章之一,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反響。在國內,一時間“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志辦事”成為家喻戶曉的口號;在國外,引起的轟動遠遠超過了中共和胡喬木的想象,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學者認為,胡喬木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在經濟理論上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改革開放同樣需要理論的支撐。1978年,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同時,思想理論界也悄悄地進行了這樣一場“經濟理論大討論”。這一年,除胡喬木等撰寫和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外,林子力、有林于116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攻擊歷史唯物論》,林澗青、馮蘭瑞等以筆名“嚴實之”于227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羅元錚、趙履寬在《哲學研究》1978年第1期和2期合刊上發表了《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人民日報》還在912日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者怎樣看待物質利益》,以及106日推出胡喬木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等重磅文章,系統科學地批駁了“四人幫”在經濟理論領域的歪理邪說,撥亂反正,為中央經濟政策的落實、經濟體制的調整及其正確執行,為改革開放新時期作好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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